民主是最好的责任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治是穿透等级秩序、一视同仁地约束每一位公民（包括党员干部）的最有效机制。缺乏这些因素，单靠情妇的力量来反腐远远不够，还可能伤亡惨重

英国思想史家阿克顿勋爵尝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博士曾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将这两句饱含阅历与思想的名言放在一起看，便容易理解为何腐败总与情色相关了。

不受制约的权力及权力带来的利益所吸引的美色，造就了权色交易的市场。但是，这一貌似完美的竞争性市场，往往会由于定价问题（比如情人突然要求“名分”或要求巨额支付），以及外部性问题（比如婚外情对原配和子女造成的伤害）等因素而失灵。权色交易市场失灵的极端表现就是鱼死网破，即贪官杀害情人并自陷法网。

贪官和情妇都是精于算计的理性人，选择此种极端结果的毕竟是极少数（尽管这“极少数”已经数量可观）。其他更符合“经济人”假定的出路包括：一是情妇得不到自己所需，转而向有关部门举报贪官。由于占有信息优势，这种举报的成功率极高。比如，因为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来管理七个情妇，并且与其姐夫王昭耀（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分享情妇而知名的安徽宣城原副书记杨枫，就是被其失宠的“首席情妇”告倒的。最为壮观的是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据传被其11名情妇联合告倒。二是被情妇的亲夫举报，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孙瑜。三是因包养情妇而导致家庭不睦，最终被原配举报，比如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四是因与情妇情深意浓而自露行迹，比如2000年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其案发事由是在率团参加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突然失踪，持假身份证登机前往广州，为其情妇活动工作调动之事。

世间最难处理的关系便是男女关系，更不用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了。这个特殊市场发生失灵情况的可能性如此之大，难怪有人说情妇已经成为“反腐生力军”了。

但这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上述贪官皆因贪污、受贿等罪名而被定罪，包养情妇只是案情之外的“花边新闻”，迄今还很少有官员仅仅因为包养情妇而被查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刑法在贿赂罪上仍然奉行“计赃论罪”原则，“性贿赂”不算犯罪。不过这恐怕不是主要原因。对党员干部的查处都是纪委调查和纪律处分先行，刑事检控随后。刑法中虽然尚未规定对权色交易如何处理，党纪中却早已写得明明白白。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有一章叫做“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其中第150条明确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第151条的规定也适用于大多数权色交易的情形：“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既然党纪已经规定得如此明确，为何实践中却得不到执行，以至于非得等事情搞大才有反应？这恐怕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官员对上不对下的负责机制。某些官员在一地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之后，往往还能异地任职或得到升迁。有不少贪官在落网后感叹：自己在贪腐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是因为“管自己的人越来越少，被自己管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自律松弛，纵欲无度。二是政府严重不透明，领导干部的生活更是远在九霄云外，非寻常百姓所能望及。频繁出现的被窃而腐败罪行败露事件，隐喻性地说明了有时只有“梁上君子”才能窥见领导干部的私人生活。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信任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不安全感的蔓延，录像和录音也能起到“梁上君子”的作用。比如，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一盘被寄给有关部门的性爱录像而“落马”。三是执政党过于强调党员干部的自律，而缺乏有效的机制去约束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试想：一个县的纪委书记是县委书记的手下，怎么可能有效地监督其上司的行为？

民主是最好的责任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治是穿透等级秩序、一视同仁地约束每一位公民（包括党员干部）的最有效机制。缺乏这些因素，单靠情妇的力量来反腐是远远不够的，还可能伤亡惨重。

上面阐述的三个因素，使我联想起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教会本为圣洁之地，然而自古便为性丑闻所缠绕。其中，最早记载于13世纪的女教皇若安（Pope Joan）的故事最广为人知。若安本为女子，乔装为男性，混迹于教士队伍中，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许也佐以与有权势的主教共鱼水之欢，最终成为教皇。一日，女教皇登马出行之际，突产下一婴儿，方致性别暴露。

若这个故事像是传说，那么“女教皇”奥琳比亚（Pope Olimpia）的故事便更近乎史实了，因为它为许多驻罗马教会的外交官的官牍和公文所证实。奥琳比亚·麦达金妮是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的弟媳和情妇。她把持教廷事务，左右梵蒂冈人事，被称为“梵蒂冈情妇”或“女教皇”。

教会的清规戒律不可谓不森严，对禁欲的要求不可谓不严格，可以与之相比的世俗规矩恐怕只有中国的党章党纪。然腐败横行，淫乱不止，其最主要的原因，一是保密，即所谓“梵蒂冈之事，惟梵蒂冈人知”；二是教会自有其法度，所谓“国有国法，教有教规”。

然而，教会内等级森严，人脉纵横，教规之行于主教，难于登天；行于教皇，则是绝无可能。近代以来教会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努力，才使梵蒂冈摆脱了腐败和性丑闻的缠绕。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51期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