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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不宜摸着石头过河

 

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公共利益在权力和金钱两面夹击下的瓦解,一方面体现为教育资源享有上的阶级分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校园里模仿官场形成的科层和等级秩序。无公共利益共识,便无法培育出具有公心和公德的公民。所谓素质教育,无非是另一种名目的技能教育,生产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912年,民国初立,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即在《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上提出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倡导“五主义”教育,并用人的身体做了形象的比喻,即“军国民教育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肠胃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身;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虽然所用概念、术语不同,但现代中国的教育家们大体上都认同德、智、体、美、劳五育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过,教育内容上的基本共识并未解决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上的诸多争议,以至于中国现在还在探寻“教育改革”之路。

  教育的对象虽以青少年为主体,但教育事业本身却是成年人的领域。正如所有的“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公开理念、论证和目的都是美好的。但一种缺乏方向感和现实考量的改革方案却往往南辕北辙,离它的设计初衷越来越远。

  比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教师节讲话中提出要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倡导教育家办学,要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包括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行依法办学、民主管理和监督,倡导教育家办学等。但随即有评论者指出,2012年教师节前夕,上海市教委传来消息,从今年开始,上海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或改为每五年注册一次。继医师上岗资格证取消终身制后,教师也不再是“铁饭碗”。在一个泛行政化的国度,教育的“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教师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新的“改革”是否意味着对教师的又一轮折腾?

  在当代中国,教育这一百年大计既吸引亿万目光,又的确难以妥善安顿,主要的困难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由此导致了逐渐蔓延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心态。梁漱溟先生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培育“生命力”,启发“人心向上”。这就需要学校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引导学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并且产生追求这些美德的动力。

  如今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就像新闻联播与微博帖子之间的差异,部分大学生或许可以在这种张力中训练出更好的平衡能力,但中小学生却很容易陷入迷茫。如何培养少年学生的品德、锻造他们的性格,是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的难题。所谓“素质教育”,其实还是一种外在技能的训练,而不是内在品质的培育。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入手便讲知识技能,专在用上求,忽略了生命的本体,结果无体亦无用 。”这种批评对今日之教育仍十分贴切。

  其次,要培育生命力、道德力和创造力,一种民主和自由的氛围十分重要。陶行知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指出,“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而“民主应用在教育上有三个最要点”,即“教育机会均等”“宽容和了解”和“在民主生活中学民主”。对最后一点他指出,“专制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不能培养人民做主人”。他还写过一篇“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提出一种快乐教育的理念,指出“我们对于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态,都于儿童有害。一是忽视,二是期望太切”。

  如今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之下,中国儿童其实面临的是忽视和期望太切的双重夹击。一方面,每一个孩子在家里都是“小王子”“小公主”,同时也承受着家庭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是教育的规模化和批量化,学校和老师不可能在每个孩子身上都倾注大量心思,惯常性的忽视在所难免。在校园氛围较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学生自己组织的兴趣小组和社团可以用友爱来替代家长式管理,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一方面限制了自生自发的学生团体的成长,另一方面又无法提供充分有效的家长式关爱。

  第三,教育的过程是帮助学生社会化的过程,而社会化意味着突破自我中心的狭隘意识,学会同情、关爱和追求公共利益。共和主义鼻祖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写道:“共和国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正义观的一致和利益上的伙伴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 因此,共和国的公共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形成共享的正义观和对共同利益的理解与体悟,使他们成长为共和国的公民。

  但今日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共利益在权力和金钱双重夹击下的瓦解。这一方面体现为权贵阶层的移民和自我隔绝,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校园里模仿官场形成的科层和等级秩序。正如许多病人如今不送医生红包就不敢躺上手术台一样,许多家长也担心送礼不够孩子在学校就得不到妥善照看。

  上述问题大多是更大范围的政治社会问题在校园中的投射,单靠教育体系自身的改革是无法加以解决的。因此,教育改革需要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支持。但教育体制的某些改革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并在长时段里改变未来社会中坚的品行与思维方式。比如,使教师享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和职业前景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惟有当教师自身享有尊严、自由和独立品格时,才能指望他们培养出真正品学兼优的公民。而只有当教师不必看领导眼色、不用依靠家长们的“小恩小惠”、只凭自己的才学和师德就能谋求职业发展的时候,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才能形成。■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7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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