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除了家庭和政府的责任，还应鼓励和促进非官方慈善机构和义工组织的发展，将爱心和温暖传递到黑暗的街角

郑戈

贵州毕节五少年殒命垃圾箱一事，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有人借此抱怨社会的不平等，认为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当代例证。也有人以此作为人情冷漠、社会对流浪儿童缺乏关爱的事例，呼吁救助类似“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少年儿童。还有人谴责这些少年的家长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抚育之责。更多的人批评当地政府疏于履行职责。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各自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把这些片面观察推至极端，不利于改进相关制度设计并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首先，养育子女是父母的基本责任，这是人伦的基本要求，本不待法律加以规定。

常被引用的杜甫诗篇诗，还包括“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这样的句子。中国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其中家庭是首要的责任承担者。毕节事件中的五位儿童并非孤儿，家长显然负有主要的责任。

其次，这些家长为何未能尽责？除了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当然还有贫困、外出打工等社会经济原因。

当然，我们可以说，任何处在经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阶段的国家，都会存在大批劳动者在自我谋生与养育后代之间左支右绌、难以兼顾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片面追求GDP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正如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马科斯（Marcus）在2004年的一份政策报告中所指出的：“经济政策对于儿童福利来说，至关重要。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政策与儿童的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但它却是儿童所面临的贫困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是调整政策的时候了，应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政策，使贫困家庭得以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这是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

第三，强调了家庭的责任之后，我们不能忽视或否认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前面提到的宪法第49条也明确规定儿童受国家保护。这说明政府在保护儿童方面负有积极义务。

在宪法文本上，中国看起来在这方面走在了美国前面。

在1989年的德尚尼诉温尼巴格县（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案中，儿童德尚尼在父母离异后被判给父亲养育，并遭到父亲长期虐待。当地社会服务部门曾经暂时接管德尚尼的监护，但青少年法庭的一纸裁决还是把德尚尼交回到他父亲手中。在一次严重殴打之后，德尚尼落下了终身残疾。

在以最高法院的名义撰写的判决意见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指出，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未要求政府承担保护儿童的积极义务。只有当政府通过其先前的行为剥夺了公民的自由的时候，它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正如布莱克曼大法官在他的异议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判决，是给充斥着“人人得享自由与正义”神话的美国生活和美国宪法原则，加上的一个“悲哀评注”。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美国宪法文本，的确没有赋予国家以代替家长来养育儿童的积极义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则明确规定了这种义务。无论是面向所有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站，还是更有针对性的“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都是政府为履行这种义务而设立的公共事业单位。而民政、公安等部门，也有义务对流浪儿童作出妥善安置或者将他们送回父母身边。

这种宪法义务，与中国早已签署和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十分吻合。

该公约规定：缔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缔约国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暂时或永久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或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这种环境中继续生活的儿童，应有权获得国家的特别保护和协助。

在1999年的维拉格兰－莫拉尔等人诉危地马拉一案（Villagran-Morales et al. v. Guatemala）中，美洲人权法院明确强调了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保护流浪儿童、使他们的生命不受威胁的义务。判词中写道：“对生命的任意剥夺并不仅限于谋杀，还包括剥夺人们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按照这一理解，生命权既是一种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权利。这表明所有基本人权都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在该案中，由于危地马拉警察疏于保护，导致五名流浪儿童遭到杀害。美洲人权法院判令危地马拉政府，支付五名遇害儿童的亲属，总计超过50万美元的赔偿。

最后，帮助流浪儿童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义务。毕竟，政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不是渴望自由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为了使公民社会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应鼓励和促进非官方慈善机构和义工组织的发展。

如今，人们对高度官僚化的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已失去信任，而这些机构本身也因其官僚化而丧失了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只有真正自生自发的、回应地方需要的民间组织，才能将爱心和温暖传递到黑暗的街角。

其实，做好事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在悲剧发生的前一天，还有路过者听到孩子们在垃圾桶里聊天的声音。他们没有伸出援手，恐怕不能简单地用人情冷漠来概括。毕竟，在悲惨结果发生之前，包括孩子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垃圾桶里藏身并生火取暖是一件这么危险的事情。

微博等新兴传媒的出现，使得这一事件广为人知，加上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公民个人关于如何应对此种情况的知识一定能够获得增益。如果政府的相关公共服务能够跟上，而社会慈善事业也能得到发展，则流浪儿童的境遇必能获得较大改善。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46期 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