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司法制度基本属于政策实施型模式，不强调司法允正执中的纠纷解决功能，而更强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大局，要求司法这些大局服务。因此，便有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便是本事”这样的新的“司法政策”。各省纷纷出台了强调调解结案率和减少上诉率的评估指标体系。比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6日印发的“关于广东法院在整体工作上争当全国法院排头兵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10年底，全省法院的审判数据要达到下列指标：终审服判息诉率达到98.5%以上、一审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到50%以上；上诉率不超过15%、二审改发率不超过10%、一审裁判正确率达到98%以上；年度结案率达到93%以上、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9.5%以上；申诉率不超过1.5%。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法院自然是极力将毒奶粉赔偿这样的难缠案件拒之门外。“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民事司法手段与民事司法目标的高度和谐统一。这十六字原则最主要强调的是“案结事了”。近来，这一政策进一步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所取代。这一政策调整体现了政法工作的重心转移：维稳逐渐取代司法公正等原则成为核心目标。就三鹿奶粉事件而言，政府的主要担心包括：

其一， 毒奶粉受害者是个庞大的群体，卫生部的受害婴幼儿名单上就有近30万人。即使刨去其中接受既定赔偿方案（死亡患儿赔偿金额为20万元，重症患儿赔偿3万元，接受一般治疗的患儿赔偿2千元）的95%，仍有1万多婴幼儿的家长拒绝接受既定方案。如果这些家长联合起来寻求司法解决，抑或向政府施压，必然会形成政府担心的“群体性事件”。因此，当北京大兴的赵连海创办“结石宝宝之家”网站，试图联络受害者家属采取集体行动之时，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名将其刑事拘留。此案凸显出人民警察为维护社会稳定不遗余力的

其二，对受害婴儿的赔偿一旦离开一刀切式的一次性赔偿方案，就很容易陷入“没完没了”的境地。比如潮州市潮安县居民郭利先与施恩公司签订了赔偿40万元的“和解协议”，之后又提出索赔300万元，公司报警，郭利后来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此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拳拳之心。

相比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在很多时候显得有些不顾大局，颇有“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的因“小”失“大”精神。早在回归之初，便有吴嘉玲案等一系列居留权案的判决，其后果，将是一百余万大陆居民的骤然涌入香港。多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时释法，方才力挽狂澜。2005，又发生了67岁贫困老太太卢少兰申请司法审查阻止领汇上市的事件，导致市值千亿港元的上市案被耽搁半年有余。香港司法秉持普通法传统和法治原则，往往拒绝考虑判决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力图坚持个案中的正义实现，从而以坚实的个案之砖构筑起屹立不倒的法治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