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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公然的暴力,还是委婉的“和谐”措施,都起不到维护稳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导火索。长治久安之道,恐怕还是那已经摆上“神龛”、却尚未“显灵”的法治

  拦截信访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维稳”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许多新闻报道已经有所揭示。但在省委大院门前公然打人、打的又恰好是维稳办副主任的妻子,这无疑给陈玉莲事件增加了不少戏剧色彩。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小说的作者总是想把故事编得合乎情理,而现实却毫不顾忌人们能否理解。从公众反应来看,此事之奇不在于警察打人,而在于“打错人”。但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恰是具有普遍性的警察殴打上访者事件本身。

老百姓之所以不循“正常的司法渠道”去解决问题,其根源不在于百姓,而在于“官府”。一位从事基层司法工作多年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寡妇同她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卡车撞了,断了一条胳膊。后来,法院判卡车司机赔偿3万元,但卡车司机已经外出打工不见踪影,家里没剩任何值钱的东西,判决得不到执行。这位妈妈去省城上访,得到好心人指点,让她跪地拦截某某车号的车。这招果然奏效,车上坐的是省人大常委会某副主任。得知情况后,他让寡妇先回家。数日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请来公安和法院两家的领导,说:“责任是你们公安局认定的,案是你们法院判的,你们两家各出一万五把事情了结吧。”

这一类“人治”传奇的传播,导致人们更倾向于去向更高层领导求助。“信访”只是一个名称,人们要找的不是信访办,而是有实力直接解决问题的领导干部。古代的拦轿鸣冤虽已转变为今日的拦车鸣冤,但实质没有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高层领导“分忧”,各地纷纷出现了拦截上访群众的专职队伍,其中的骨干力量便是公安干警。当过公务员的人都知道,对机关干部切身利益影响最大的不是大的政策和法律,而是具体而微的考核指标。如果截访成功率成为绩效考评的一部分,基层干部的工资、奖金和评分就会和这一指标挂起钩来。上级领导当然不会直接命令基层干部去打人,但“达标”的压力却每每使得“素质不高”“法律意识薄弱”的基层执法人员出此恶招。因此,便有了“中央的政策很好,地方的政策好狠”,及“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等街谈巷议。

殊不知,这种议论一方面固然可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使老百姓始终对中央和上级政府抱有信心,但另一方面却导致更多的人“千方百计上京城”,使本来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屡屡“越级”到上级政府。这个怪圈,绝不是打人可以打掉的。

陈玉莲和她的家人否认她是个“上访者”,但从她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将她视为一位“另类上访者”。这类上访者由于身份特殊,得以直接接触到领导,可以同领导约好时间面谈。但他们与一般上访者一样不相信法律,不认为走正常的司法途径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实际上,一些法官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也不信任法律程序,湖北法官冯缤上访便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陈玉莲的遭遇一方面因其普遍性而引起公众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因其特殊性而格外引起关注。有人指出,公安局某位领导在看望陈玉莲时连呼“打错了”,这意味着有特殊身份的人不能打,没身份没地位的普通百姓则打了白打。这使人怀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不平等安排是否又死灰复燃。也有人指出,如果连这种特殊身份的人都会被打,而且事后的处理结果还这么不清不楚,一般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

为了缓和这种围绕身份而产生的舆情,有关部门在处理此事时应当淡化陈玉莲身份的特殊性。仅仅在通报中将受害人的身份表述为“省妇幼保健院退休护师”是不够的,因为地球人都已经知道她是省政法委副厅级领导的夫人。一方面应承认警察殴打“上访者”本身就是违法的,另一方面应对相关事实给出清楚的说明。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句话可能过分强调了法律的宗教维度,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中的世俗法律。但我们的确可以说:“法律必须被信赖,否则便形同虚设”。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法律和法律机构所赢得的信赖比惩罚更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觉守法。如果公众对执法者没有了信任,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失去守法和配合执法的动力。

公民之所以“信访不信法”,就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了“法律不管用”的认识。如果把信访者当成“刁民”,那么“刁民”的定义就需要改成“明白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已经写入宪法,但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真相却依然是权大于法,领导说的话比法院的判决管用。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人治局面,那么,无论是公然的暴力,还是委婉的“和谐”措施,都起不到维护稳定的作用,反而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导火索。长治久安之道,恐怕还是那已经摆在“神龛”上、却尚未“显灵”的法治。

(本文发表于2010年7月26日《新世纪周刊》“法眼”栏目。9月26日,国新办发布《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称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了27%,并连续五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这一类数据,恐怕只有和“驻京办”、“安元鼎”、“陈玉莲”这些关键词联系起来,才能被更充分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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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

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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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市人,法学博士,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曾任职于四川省自贡市公安局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和刑事司法研究。新浪微博:http://weibo.com/zhenggeg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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